张先生
作者：于新生 时间：2016-11-25 点击：3310
先生（民间剪纸）
张先生
于新生
“先生”一称，是现在社交中最普遍的称谓。但在以前，大约三四十年以前或更早些的以前，是以同志为普遍称谓的年代，“先生”称谓是很少听得到的。但那时也并非没有这称谓，有时在国家外交辞令中用“先生”来称那些不同政治信仰的人，有时写在典籍中称过去有学识或教书的人。在平民生活中，除“阶级敌人”之外，一般都是称“同志”。
可在我小时候住过的村子里，当时就有一位被称为“先生”的人，但这“先生”之谓不是他的正称，而是外号。
先生姓张，村里人在私下里都称他张先生。张先生九十多岁了，在庄里是辈份最高的，也是年龄最大的。他排行老大，我当面称他大老爷，背后也跟着大人称他张先生。就辈份儿来论，村里大多数的人都称他大老爷，也有少数人是称他大爷的，还有那么几个是称他大哥的。村里的这称谓吧！男人同辈儿间以哥弟相称；上一辈儿比家父年龄大的称爷，比家父年龄小的称叔；那再上一辈儿或两辈儿以上就都要称老爷了。张先生比我上了四辈儿。
张先生是村里曾出国见过大世面的两人之一。这两人：一个是参加过抗美援朝负过伤的村支书，另一个就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法国当过劳工的张先生。那时周围还很少听说有出过国的人，尤其是在乡下，更是少有。由于张先生见过世面，读过私塾，辈份儿又高，在村里倍受敬重。张先生能说会道，常爱讲些当时公众中难以听到的稀奇事，更有人就爱听这稀奇事，能说事的人自然会成为村里的能人，于是村里人有什么弄不明白或拿不定主意的事都来问张先生，张先生自是有问必答，因而张先生就成了在村里最有“学问”的人，“先生”的外号也由此而来。
张先生的宅子坐落在村子的最中央。这里是一个丁字路口，村当间的一条东西街把村子分为村南、村北，由街当间又向南通了一条大路将村南分为东、西两块。这向南之路是村子出门来客或上坡干活的主要通道，张先生家的大门楼就在这南北路的北端。由于这门楼正对着向南之路，来人进村必先看到张先生这门楼。坐在门楼里，对出村进村的一切动静自也是一目了然。
门楼是老的，也大。门楼两边是两个看上去凶恶却让人喜爱的石狮子。再向左边一侧是一棵粗大的梧桐树。据说以前这里有颗老槐树，因有点枯了，曾让雷劈过，张先生为了“避邪”，就把原来枯了的老槐树刨去换栽上了梧桐。这梧桐长得快，只十几年的光景就成了一抱粗的树。春暖之时满树的梧桐花，紫色里透着白，溢得整村都是香气，那香气让人觉得醉醉的，晕晕的……
老门楼
石狮子
张先生每天就值勤上班似地带着他的马扎，拖着他的拐杖，提着他的茶壶，拿着他的烟袋，与大门上的门神一起守在这门楼里。天冷的晴日，张先生就坐于门楼之外晒太阳；天热或阴雨，张先生就坐于门楼之内纳阴凉。他头上老戴个西瓜皮似的毡帽，毡帽前面再塞张报纸当帽檐儿，一双老花眼就在这帽檐儿下面直直地打量着前方。再看张先生那架式：脖梗子上挂着一付水晶老花镜，肩膀子一侧搭一杆铜锅儿老烟袋，左手端一把用来喝水暖手的紫砂老茶壶，右手扶一根嵌着银丝儿的红木老拐杖。这派头儿看上去虽然显得有点儿过时，但却是透露出了一种老学究的“酷”。
村里找不到人了就去门楼问张先生，他总是能说得清：“上午出庄了”；“刚见他从庄外回来”；“去庄西头了”……邮递员进村也把信送到张先生这里，张先生再让经过他门楼与收信人住得相近的人把信捎过去。张先生这门楼和他干的这差使，就像现在居民小区里的传达。
张先生爱啦呱，且“粉丝儿”不少。那几个常听他啦呱的“铁杆”听众是与他年龄相近又闲来无事的几个老哥们儿。他还有一个女“粉丝儿”，是东邻的胖婶儿。胖婶儿是寡妇，小张先生二十多岁，对张先生的“学问”崇拜不已，她除无事到门楼听张先生啦呱外，还主动地给张先生烧水沏茶。村里私下有人传，说这张先生很早就与胖婶儿“有一腿”。此外，另一个铁杆“粉丝儿”就是张先生的那条大黑狗了，这黑狗叫四眼儿，全身通黑，只有眼上方眉弓处有两个白点儿，猛看上去就像长了四只眼睛。四眼儿与张先生总是形影不离，张先生啦呱时它就卧在张先生的腿边，眼睛有时睁有时闭，似乎也在听。除了这些铁杆“粉丝儿”，得空，村里那些没事的小子们也爱往这里凑。
啦呱（民间剪纸）
张先生啦的呱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啦古，啦的是过去的老故事；二是啦今，啦的是他对当今事儿的见解。由于啦古俗套，显不出学问，因而张先生还是喜欢啦今。他平常不太看报纸，也很少照啦报上的事，他多是啦别人在报上和广播里都没看过和听过的，且见解非常，似乎这样就更能显示出他见多识广的学问。他常啦的两个人物是毛泽东和蒋介石，我曾偶尔听到他啦过这么一段：起初的时候，毛泽东跟老蒋都是孙中山的学生，孙大总统临终时就让他俩一起去走社会主义，可后来俩人谁也不服谁，翻了脸，闹分家，但又不能不听老师的话，于是俩人就只好把这社会主义也分了家，就一个走了社会，一个走了主义。毛泽东走的是社会，听大家和老百姓的，俗言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人多主意多呀！毛泽东就胜了。蒋介石走的是主义，凡事都是自己拿主意，不听别人的，你老蒋再能，那总得有个想不周全的时候不是？老蒋就败了……一席话讲得那些从没见过世面的老兄弟们佩服不已，无不点头称是。又有人问起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吃些什么？张先生不假思索地道：“那还用问？他俩三抽桌的抽屉匣子里油炸果子（油条）、白饼、咸鱼什么的，那一定不会断……要不人家当委员长、主席的干啥?咱不图当什么委员长、主席，只要能天天吃上白饼卷咸鱼，走什么主意都行！”
后来，我长了知识，再回想一下张先生的“学问”，才知道张先生的这“学问”多是与生俱来的，是他自己借题发挥现编的。
村里人都知道，张先生有三件宝：茶壶、拐杖和怀表。茶壶和拐杖是祖辈传下来的，平时坐门楼时他都随身带着，可这怀表却极少有人见过。据说那表壳是银的，上面刻满了弯弯曲曲的花纹，表一端还拴着一条闪闪发光的金链子，更奇地是打开表盖，表里镶有一张发了黄的洋女人照片。那女人皮肤白皙，鼻直眼大，睫毛老长老长，嘴角翘着微笑，那叫个漂亮！开始此物并无人知，后来张先生年龄大了，张家大娘也去世了，张先生才禁不住拿出来示人。外人也就对这表的来历知道了个大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张先生被征到法国去当劳工，他从被炮弹炸翻了的马车里救下了这照片上的女人，并将其背行三十余里送至救护之处，这女人伤愈后找到张先生感谢相救之恩，就与张先生有了交往。战争结束后，女人劝张先生留在法国，可张先生因念故土和妻儿仍坚持回国，临别时那女人便送了他这块怀表。当人问张先生跟这洋女人是否干了那事时，张先生开始总是笑而不答，到最后实在是让人追问得过不去了，不知是故意显摆，还是真的，便言道：“那时候年轻，身边有这等女人，谁还能禁得住啊！”嗬！张先生这世面可真是见大了！
张先生因见过世面和有“学问”受村里人敬重，可最后却也背了这见世面和有“学问”的害，他就死在了这见世面和有“学问”上。闹红卫兵那年，在城里上中学的孙子到村里纠合了几个后生来造老爷子的反。罪名有三条：一是里通外国，跟外国女人狼狈为奸，是内奸特务；二是反社会主义，说“如能天天吃上白饼卷咸鱼，走什么主意都行”，是现行反革命；三是以“先生”自居，是封建主义卫道士。开始张先生不服，尤其是容不得这孙子造老爷子的反，举起拐杖要打这孙子，可拐杖被红卫兵们夺下来扔了，茶壶也砸了，还非得要让张先生交出那块怀表，说这是他里通外国的罪证。与张先生一块被揪斗的还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村支书，他的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两人胸前都被挂了牌子，头上戴了用纸糊的高帽子，与那些“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游街。陪游的还有胖婶儿，她被说成是内奸特务的姘头，脖子上挂了两只破鞋，跟在张先生后头。
张先生九十多岁的人了可经不住这般折腾，加上又气又急，几番下来人就不行了。临死，是胖婶儿和四眼儿守在他身边，他时而高声时而低声地胡言乱言，他低声对胖婶儿说了些什么没人听到，只是有人听到他最后对着天长叹：“老祖宗，这多说话害人！生子孙也害人！早知如此，我就该成聋成哑，断子绝孙！”
张先生死了，被一条破席卷了起来，上面仍然糊满了大字报，写着：内奸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封建主义卫道士张XX死有余辜！几天后，村里人在红卫兵的监督下，在村南挖了个土坑，把张先生埋了。过了不长日子，胖婶也死了，是喝老鼠药自杀的。红卫兵们在张先生屋里翻箱倒柜地找那怀表，可始终都没找到。
四眼儿好像疯了，不吃也不喝，眼红红的，见了带红袖章的人就咬，后来被红卫兵打断了腿，也就不咬了。它别哪也不去，有时扒在门楼里，有时扒在张先生坟头上，要不就一瘸一拐地在门楼和张先生土坟之间来回溜达。最后，一连好多天人们在门楼里都没看见四眼儿，才发现它死在了张先生的坟边上。
从此，张先生这门楼便空了起来，没了张先生，没了啦呱的人，也没了来这里凑堆的人。红卫兵在门楼边的梧桐树上拴了个大喇叭，村里人爱听不听的那喇叭只管自己不时地响着。喧嚣过后，村子变得冷清了。张先生没了，人们觉得这村子好像失去了许多的东西：人们没了辈份儿，没了亲情，连呱都不啦了……
多年后，村支书又上了台，张先生也被平了反。后生们把张先生重新收殓往公墓里迁，有人发现那块怀表就埋在坟前的一个小土坑里，可那女人的照片已是被水渍得啥也看不清了……
又过了些年，人们也就习惯了没有张先生的生活，村子又开始热闹起来。这时出国已成了平常的事，再没人认为这是去见什么大世面；对啥是“学问”人们也越来越明白了；“先生”成了社交中最普遍的称谓。张先生那门楼和门前的两个石狮子在旧村的改造中早没了踪影儿，村里后生们的后生就更是不知道这村子以前还有过张先生的存在了。但那棵梧桐树还在，虽然有点枯了，还是香香地开着花，溢出的香气依然是让人醉醉的，晕晕的……
2013年11月于北京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