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新生《龙文化图形原本探源》:造型的简约与丰富

作者：于新生    时间：2025-04-26    点击：507

龙文化图形原本探源：造型的简约与丰富

于新生

  早期原始美术表现出的造型往往是简洁的、完整的、本（图1-64） 质的，但又是粗略而缺少丰富细节的。从原始岩画中可明显看到这种图形的简约特征（图1-61），因为繁琐的图形在那些饥肠辘辘的原始人看来是没有实际用途的。他们的观点是“羊大为美”，对硕大的肥羊及其它猎物在形体特征上的直接辨识，是他们最为需要也最能引起视觉快感的东西。后来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及物质的不断丰富，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那种单纯表现物象特征的简单化符号形态，统治者开始将那些象征神灵、王权、祖先的图形，其所能的利用认为美的种种手段对其进行符号的添加和美化，来弥补当时造型能力对事物意象表现的粗略和不足，并以此种方式来显示这些图形多种因素的包容性。由此，对形象的丰富美化及多种表意象征的组合，开始介入到图形造型中，并成为了以后时期原本艺术造型的一种基本表现手段，从而也使人们的艺术创造由单纯实用向注重审美及更多因素的象征性方面发展。如良诸文化中的神人兽面像、龙山文化玉器上的神徽像（图1-62）以及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兽面纹等，均是利用多种象征符号的介入，把对图形的丰富和完善推到了极致。从这类图形造型的精美复杂程度来看，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对这些图形象征内容的崇拜程度也达到了极致。

（图1-61）

（图1-62）

（图1-63）

（图1-64）

（图1-65）

  对物象进行丰富和完善的造型方式，在民间美术中同样有很多地表现，其大多是依据审美理想，将花的纹样或吉祥表意符号等添加到物象轮廓内部或外部以丰富其造型，所添加的纹饰与主体物象的自然属性可以是有联系的，也可以是张冠李戴互不相干的，但这些添加的图形从意义上来说，均是具有吉祥等象征意味的。如陕西的泥塑《虎头挂片》（图1-63）和面馍《大狮子》（图1－64），其不但在形象轮廓内添加了“鱼”“寿桃”“花卉”等图形，还在轮廓之外添加了“蜜蜂”“孩儿站莲”等，从造型上把老虎、狮子的形象添加得内部琳琅满目，外部花枝招展，在内容上也把吉祥避害的各种寓意包容到了图形之中。又如陕西民间绘画《饲养员》（图1-65），同样也在造型中添加了各种具有美好寓意的图形，以增强形象的丰富性和对吉祥内容的象征性。这种造型方式与古代图形中添加其它元素来丰富表现对象的方法是类似的。

 （图1-66）

  但原本艺术的造型也并非是对任何物象的造型都寻求丰富式的多多益善，其造型方式还具有另一个方面的重要特征，这就是对于复杂的对象和内容进行删繁就简，以少总多。概括同样是原始美术和民间美术意象造型的特征，由于原本艺术的造型依据来源于对现实物象的日常认识，这种认识是表面的、感性的和粗略的，从而使原本艺术中的原型本身就带有概括性。当原始图形的造型从简约发展到丰富和完善并形成对某种繁杂图形的共识后，就会在此基础上再转而向简约发展，从而致使一些样式丰富的程式化图形，在不断地运用过程中越来越简化概括，甚至出现了抽象化的特征。从商周青铜器龙纹由复杂到简约的衍化中，即可以看到这种图形简化的过程及其特征（图1-66由上而下）。

  中国的数字观念在指代事物时，常常带有一定的象征性，并具有对事物数和量的概括作用。如以“三”示多，以“九”为限。常说的“事不过三”“三令五申”中的“三”，其意并非仅指三次，而是表示多次； “九重天”的九，也并非指天的第九层，而是指天的最高层。这种以数字示多的现象在民间美术中不乏其例，如：甘肃剪纸《多子鱼》（图1－67），以大鱼尾后的三条小鱼象征多子；印染花布图案中的《三多》（图1－68），用三种果类形象分别表示“多福（佛手）”“多寿（桃）”“多子（石榴）”等。

（图1-67）

（图1-68）

  原本艺术中简约与丰富的不同造型，体现了单纯当中求丰富、丰富当中求单纯的造型表现方式，反映出了原本思维的心理意愿和审美追求。

（摘自《龙文化图形原本探源》：第一章 原本思维与原本艺术图形的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