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我的年画创作（三）

作者：于新生    时间：2026-02-05    点击：589

谈我的年画创作（三）

（根据国家艺术基金年画专题项目采访整理）

  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 

  您对民间美术的研究不仅运用到了年画创作中，还涉及到古文化图形的研究等方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于新生：

  对民间美术的研究，确实给我带来了诸多方面的思考。有一段时间我对苗族的刺绣图形比较感兴趣。1983年的时候，我在山艺进修，与山师教学的吕胜中先生接触比较多。他带了一批苗族的刺绣底样给我看，我以前没见过苗族的这种东西，一下就被吸引住了。这些图样中有各种各样的动物、人物、植物、神灵等，其造型都与我平常见到的当地民间美术不太一样，显得特别古朴、原始而神秘。苗族民间美术造型中有许多动物都叫龙，也即在其遗俗中龙并非是仅有一种，它有很多种，每一种动物都有每一种动物的龙，像人龙、牛龙、马龙、蜈蚣龙等等。这种现象让我产生思考，怎么会每种物类都有它的龙呢？由此使我开始了对龙的研究，并触发了对民间美术和古文化图形更深层面的探讨。通过苗族刺绣的启示，我将民间美术与原始美术相联系，写了一本探讨古文化图形的书，叫《龙文化图形原本探源》，这本书全书40余万字，历时近四十年，到去年才出来。该书从美术学的图形造型方式入手，对龙文化及其他古文化图形的原本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诠释。我认为民间美术是原始美术的一种自然延续，并将原始美术和民间美术通称为原本艺术。原本艺术是人们通过最原本的创作心态体现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是感性认知物化在材料上形成的。以前没人提过这种概念，我所以提出这个观点是这样想的：既然原始美术和民间美术的思维方式均是出于一种原本的创作意识，那么它表现出来的图形造型方式也就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相通性。原始美术的创作动机我们只能通过遗留下的文物去判断，而民间美术还蕴存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既然能把它们都归到一类艺术形式里，那么就可以用民间美术的造型方式来佐证原始美术的造型成因。也就是说，在原始美术佐证资料缺失的情况下，可以用现实存在的民间美术去参与佐证。我们现在看到的古代文物都是以图形方式存在的，而图形的形成又依据于图形的造型方式。人们往往习惯于用“象形”的方式去认识图形的内涵，但古文化图形的形成并非只是一般观念中所认为的“象形”。如果仅从“象形”角度去研究原始美术和民间美术的话，路子就偏了。造字法中有“六法”，“象形”仅是其中一种，还有“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六种造字法也是六种图形造型法。除此之外，古文化图形还有其他许多的造形方式。原始美术中出现的那些神秘莫测的现象，均是由不同的造型方式形成的。如果不了解这些，那你对古文化图形形成的原本涵义就不可能理解。也正是对民间美术的这些研究，让我延伸出了对龙文化图形及其他古文化图形的思考和探讨，进而把原始美术和民间美术联系起来，找到了用图形造型的方式解读古文化图形还原其原本的新方式，并提出了对龙的起源和诸多的古文化图形涵义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些研究均是由民间美术触发引申而来的。

《龙文化图形原本探源》于新生济南出版社2024年出版

  在这阶段，我借鉴贵州苗族刺绣的造型也搞了一些创作，象《岁始舞乐图》《伏龙观》等，并在其中加入了我这一时期研究的一些认知。

《岁始舞乐图》之一于新生1988年作

《岁始舞乐图》之二于新生1988年作

  记者：

  浏览您的艺术网站，里边有几幅就是您刚刚说到的吸收苗族刺绣创作的作品，这几幅作品在您那一段的创作里显得有一点小突兀，就觉得于老师怎么会突然之间创作这方面的东西？您一说才知道，原来是有这么一个缘由。吕胜中先生也是由年画创作进入到对民间美术研究的，尤其是他的“小红人”让人印象非常深。

  于新生：

  我与吕胜中先生接触得比较多，关系也非常好，我二人曾结伴到高密等地考察过民间剪纸。他的去世，让我感觉很突然也很惋惜。早年中央美院成立年连系的时候，想让我过去当老师，主持年连系的是杨先让老师和冯真老师。那时吕胜中在山师当老师，正在中央美院进修年画，我则在山艺进修，他回济南时，冯真老师让他给我捎信，这样我和吕胜中就认识了。后来他考取了中央美院年连系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中央美院年连系取消后，成立了民间美术研究室，他就到了这个研究室。该研究室取消后，他又搞实验美术系。他的作品即是在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当代观念，最后搞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当代实验艺术。他确实是把民间艺术升华了，尤其是“小红人”系列，成了他的标志性符号。

与吕胜中先生